财务公司不应成企业集团营利中心

在这一关系中，如果我可以被视为主体，那么我乃是一受主之体。

由于受多年来学术研究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的影响，许多说法还保留了极左思潮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陈迹其所以被称作关于宗教鸦片论的南北战争，乃是因为这场争论主要是由于对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条语录的不同理解引起的。

23、李申：《教化之教就是宗教之教》，《文史哲》1998年第3期。这一方法论，从浅层次说，可称之为‘上帝输入程序说，从深层次说，则是接受了西方人称之为‘发生学谬误（genetic fallacy）的东西。与后者不同的是，儒学是否宗教的争论虽然兴起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但是，却一直延续至今。根据对于宗教的另一种理解，也可以说儒学也是宗教。9任继愈先生提出儒教是教说不久，荆州师范专科学校的李国权和何克让、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崔大华和北京大学的冯友兰等先后著文表示质疑和批评。

11、崔大华：《儒教辩》，《哲学研究》1982年第6期。其主要观点可以概述如下：（1）儒家思想是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的宗法思想，宗法思想本身虽然不是宗教，但被宗教化和神圣化后就变成了宗教，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即是一种宗教化了的宗法思想，即是儒教的雏形。学校确实有问题，老师也必须努力，但这种说法太伤人，不好。

在徐先生眼中，所谓的清华学派，不再局限于中文系，而是包括中文、外语、历史、哲学等文科各院系，甚至包括此前的清华国学院。当时的清华中文系主任徐葆耕写了一篇悼念文章，特别提到王先生对于清华中文系复建的指导性意见，还说早年就读清华、曾主编《清华周刊》的王先生，有很强的清华情结。所以，他们不支持扩展国学研究院，不是个人恩怨，是学术趣味使然。《学衡》转载这批文章，再添上陈寅恪、吴宓、刘盼遂等人的诗文。

北大不同，就在过去的皇宫旁边，离天安门又那么近，当然关心政治，喜欢闹革命。1925年，这所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比起北大文科研究所，清华国学院吸引了更多公众的目光。第二，必须掌握正确科学的研究方法。此书的最大特点，是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讲成一个动人心魄的故事，使得陈先生走出学术圈，成为大众也能欣赏的文化英雄。第二代是冯友兰、闻一多、朱自清。

时间和空间会产生美感，再过几十年，你们的子孙，或许也会用同样虔诚的语调，来谈论今天活跃在北大、清华的某些教授。第二年36名，第三年24名，第四年13名。当年不一样，骑毛驴或乘人力车，要走大半天。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则提到，凡一种文化衰落的时候，被这个文化所化的人，会感到特别痛苦，痛苦到极点，就只能自杀。

第二个问题，留给你们校长去回答。还不满足，年纪大点的研究生刘盼遂、吴其昌等，办起了《实学》月刊，教授们给稿子，还捐了钱——梁启超捐了50大洋，王国维捐了20。

朱自清曾和冯友兰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在信古、疑古、释古三派中，清华走的是释古这条路。鲁迅和顾颉刚两个人的恩怨情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公案。

他自己说，学问不够，只配当主任。如此大胆假设，一半来自阅读史料的感受，一半是直接的生活经验。1985年，也就是清华中文系复建的那一年，在纪念闻一多先生逝世40周年的会议上，王瑶先生说：以前的清华文科似乎有一种大家默契的学风，就是要求对古代文化现象做出合理的科学的解释。在我看来，清华研究院师生之间交往的密切与频繁，已经很让人羡慕的了。那样的话，做学问可就真的有趣极了。常有人提醒我，怎样怎样就可以赚到很多的钱，怎样怎样就可以博得更大的名声，怎样怎样就能获得政府的表彰或提拔，所有这些，我都不羡慕。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也有稍微不同的看法。借纪念王国维，陈寅恪等清华师生，将一个学术机构，提升到具有思想史意义的高度。

但不管怎么说，清华研究院开创了一个很好的传统，即师生之间多多交流。这些，固然都是现代中国大学的宝贵财产。

1925年度，王国维指导的学科是经学（包括诗、书、礼）、小学（包括训诂、古文字学、古韵）、上古史、中国文学——终于出现了中国文学这四个字。同样以发展国学为目标，清华起步虽晚，但因有庚款的支持，经费充足，于是，延名师，拓校舍，很有成效。

与此同时，清华重建文科的工作，进展十分顺利。为什么？吴宓是研究院的主任，不是导师。总共才四年，那么多优秀的学生，还有传说纷纭的四大导师。为什么？他是个外行，学工科的，因出任清华教务长，而必须主持国学研究院的教务会议。

李济最后应的是美国人的聘，清华只是他的兼职。但谈论国故，两个人不无共同语言。

我们文科教授多，你们的文科人很少，这样一来，课程设计必然出现差异。所以，清华必须加强与传统中国文化的联系，包括带进书院的因素。

当然，这只是愿望而已。三、清华国学院众弟子的表现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研究生教育逐渐走上了正轨。

当然，这样做，得罪了很多人。严复1912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做过这么一件事，解聘那些兼职太多的教授。不只张彭春这么看，当年清华的不少教授也都这么认为。刚才说了，办文科研究所、国学院，一是需要的钱比较少，二是便于发扬传统、寻出中国的国魂。

要说开一代风气，李济算一个。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等文中，胡适偷梁换柱，把他从美国学来的那一套，如杜威的思维术，和清儒的考据学接轨。

今天中国的大学，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老师们不太愿意为学生多花时间。弟子们的贡献，包括日后各自在专业领域取得的巨大成绩，也包括对导师的一往情深，更包括那种强烈的集体荣誉感。

清华研究院之所以敢硬性规定，要求导师多跟学生接触，是有经济力量做后盾的。吴宓甚至带着清华研究院的教授到北大访问、对话。